长江文化是一种以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为优势，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文化体系。在长江文化这个大整体中，根据流域内局部和地区的多样性，可将其划分多个文化区。

主要有巴蜀文化区、滇文化区、贵州文化区、两湖文化区、闽文化区、江西文化区、江淮文化区、吴越文化区、岭南文化区和桂文化区。

在众多文化分区中，以巴蜀文化最为壮观和最值得注目，其青铜器更是较历代丰富。巴蜀地区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是一个气候温和多雨的地域，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

四川自古以来便有“天府之国”之称，但四川“其地四塞，山川重阻”，这种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其文化特征上的开放性，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自然也对巴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巴蜀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巴蜀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中的主体文化，在长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滇文化区，又称“云南文化区”，地形地貌错综复杂，气候属亚热带——热带高原性湿润季风气候，各地差异很大。是中国居住民族最多的一省。

滇文化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东方人”和元谋人的发现，表明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云南地区就有原始人群活动。而近年来该地区一大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出土，则有力地推翻了云南地区在史前时期是“茫荒异域”的传统偏见。而这一时期生活在洱海区域的“稻作民族”，还创造了非常发达、丰富多彩的稻作文明。

在公元前1150年左右，云南剑门地区已走近文明社会的大门。而晋宁、江川、安宁、楚雄、祥云、大理、永胜等地相继发现的大批青铜器，表明云南古代存在一个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的技术水平较之中原和长江流域并不逊色。到后来，云南的“哀牢夷”和“白蛮”等民族在滇文化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南诏文化和大理文化。

贵州文化区，又称“黔文化区”或“黔中文化区”。其境内的沅江、乌江和赤水河，都是长江的重要支流。贵州在古代被蔑称为“蛮貊之邦”。但据考古发现，贵州境内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就有了人类生活。

其境内的旧石器时代观音洞文化，与湖北大冶发现的石龙头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贵州境内已有越人先民的分布，他们主要集中在乌江以南地区。这一地区发现的双肩石斧和有段石，就充分表明了它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古文化的关系。

两湖文化区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为“荆楚文化区”和“湖湘文化区”。地处长江中游，以洞庭湖、湘江为中心，大致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有“楚塞三湘接，荆门九脉通”的说法。

两湖地区的历史，可以推溯到旧石器时代。“郧县人”“长阳人”等的发现，表明早在几十万年前，这里就是远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

传说中的三苗就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和较晚的屈家岭文化，以及更晚的季家湖文化、石家河文化，都可能是三苗的文化遗存。

这里在夏商时期已进入文明时代。

闽文化区又称“福建文化区”。福建地区早在１万年以前就有古人类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约4000年的昙石山文化，在某些文化因素和特征上，已比较接近于邻近地区的良渚文化。

江西文化区又称“赣文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以南，邻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其范围集中在江西省境内鄱阳湖和赣江流域一带。

江西地区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乐平县涌山岩和安义县城郊，发现旧石器晚期的打制石器，说明距今四五万年前，赣江流域已有远古人类活动。

江淮文化区又称“两淮文化区”。以巢湖为中心，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等地，处在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是连接中国南北文化的走廊与桥梁。

江淮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存。早在更新世晚期，江淮地区就有了古人类的活动。新石器时代，这里又出现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潜山薛家冈文化和苏北青莲冈文化。

吴越文化区又称“江浙文化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范围东临大海，西临彭蠡与两湖文化区、江西文化区接壤，北与江淮文化区隔长江相望，南邻闽台文化区。

吴越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文化时期。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吴越文化区内相继产生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文化等，三支自成系统的原始文化，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充分表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时期，吴越地区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从而翻开了中国东方文明的历史”。并在宗教、礼制和工艺等方面，对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进入夏商时代，作为良渚文化后继者的马桥文化最终与湖熟文化融为一体，使整个吴越文化区的文化面貌趋于一致。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随着吴、越两国的强大，相继称霸于中原，著称于世。

青铜冶炼、造船、航海、纺织、稻作农业、渔业等物质文化，都在当时居先进行列。后来，吴越文化先后融入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之中，其特征逐渐开始淡漠。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在北方动乱不定之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故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并成为南朝的文化中心，其水平已达到或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原文化。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吴越文化的地位也日显重要，到唐中叶以后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区。

到了五代和两宋时期，吴越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而北宋，更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及“两浙之富，国用所恃”之说。

元明清时期，是吴越文化的鼎盛期，其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时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称。

岭南文化区地处中国最南端，濒临太平洋，独特的地理特征，奠定了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岭南曾一度处于相对孤立、闭塞和落后的状态，很难从邻近文化区中获得先进的文化因素，并与其进行文化交流；又由于它濒临海洋，容易受到海外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使其具有一种开放性、兼容性、善变性文化特征，富有冒险创新精神。

岭南文化可以远溯到旧石器时代。在曲江县马坝区狮子岩出土的“马坝人”头骨化石，是目前广东境内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

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文化已经成为岭南地区的主体文化。如广东新石器中期遗址发现的彩陶，就与中国东南沿海或长江流域的彩陶有关。而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峡文化遗址发现的有肩石器、几何印纹陶、干栏式建筑及栽培稻等，都说明了它与长江文化的一致性。

大约在商代末年，岭南地区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的青铜器时代已经历了数百年的自身发展，加上吴越文化、楚文化等的影响和渗透，终于出现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秦代灵渠的开凿，不仅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而且成为岭南文化汲取内地先进文化成就的主要生命线，揭开了岭南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文化在内地文化的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代高僧禅宗六祖慧能，著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使印度佛教中国化。

唐宋时期，岭南继续向前发展，并成为长江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据点，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这就是具有平民倾向、充满商业色彩的市井文化。

明清时期，是岭南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岭南的戏剧、诗歌、小说、史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均居全国领先地位，在长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桂文化区，又称“广西文化区”，地处中国南部边疆，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交界，东、北、西三面分别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接壤。长江支流延伸到广西境内，并通过灵渠进一步沟通了与广西地区的联系。它虽在地理上也属岭南地区，但其文化发展上有着自身的特色，因此应该单独划为一区。

“柳江人”“麒麟山人”化石的发现，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广西境内就已经有远古人类活动。到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主体文化就是长江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越人驾驶着“双身船”，大批迁徙到广西东部，这就是文献所载的“骆越”和“西瓯”人。他们在这里创造出了名扬四海的铜鼓文化，并成为今日壮族侗族诸民族的先民。

综上所述，长江文化是以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主体，包含滇文化、黔文化、赣文化、闽文化、淮南文化、岭南文化等亚文化层次而构成的庞大文化体系，这些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在相同的文化规则下聚合成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那就是长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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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商业街有一座大型船棺墓。据推测，这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王族墓地，数量之多，体量之大，堪称全国之最。该墓是一座大型长方形、多棺合葬的土坑竖穴墓，面积约620平方米。最大的棺木长18.8米。

整个葬具是用整根上等楠木刳凿而成，形似独木舟。船棺随葬器物也相当丰富，以漆木器数量较多，造型精美，保存完好。独木棺为陪葬棺木，有少量陶器和铜器，其棺木也要比船棺简陋许多。在墓坑上还有规模宏大的地面建筑遗迹，范围与墓坑基本一致。

如此规模宏大的墓坑及其地面建筑、巨型船棺、多具殉葬的棺木、精美亮丽的漆器，尤其是大型编钟或编管漆基座表明，这是一处极为罕见的大型墓葬，充分显示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和崇高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