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没有到过镇江，但无论如何总应该听说过“水漫金山寺”的神话传说；也许你没有记住镇江，但无论如何都应该品尝过这里盛产的香醋！其实，你只要在中国地图上找到东西向的长江和南北向的大运河，这座坐标的原点就是――镇江。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是这样描写镇江的：
　　吞天吐地是镇江的位置决定的，运河在它臂间浩荡，长江在它脚下雄浑，一个力重千钧的“镇”字写出了它的壮夫本色。“地雄吴楚东南会，水接荆扬上下游”。这里襟带江海，提挈吴越，永远总是艨艟连翩的浩大景观……
　　滔滔不息的长江与绵绵不绝的运河在这里交汇，孕育着3000多年的悠久文明。
漕运咽喉
　　镇江是一座濒江临河的城市，她的兴起、发展和繁荣与长江密不可分，更与运河休戚相关。京杭大运河镇江段全长42.6公里，是运河历史上最早开凿的地段之一。先秦时期的“徒阳运河”，又名“丹徒水道”，是江南运河北端通江河道的雏形，为吴、越相继北上争霸起过重要作用，也使镇江这座古老的城市一开始就处于江河交汇的地理优势中。秦凿长冈和云阳北岗，改直为曲，以缓河水走泄，遂成江南运河北段的前身，它将长江水系与太湖流域沟通起来，加强了中原华夏文明与东南夷蛮地区的联系。早在西汉初年，这里已是万户以上人口的大县。六朝时由于毗邻京城，发展迅猛，成为在长江下游仅次于建康的第二大城市，以镇江为枢要的南北水运航线已是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这时的镇江正如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所称道的那样：“六代之风流形胜，东近吴会，西接汉沔，浙西门户，控扼大江，内蔽日畿，望海临江，险过金汤，桑梓帝宅”。
　　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长江和运河在这里构成了国内最大的黄金十字水道，进一步确立了镇江作为江南入江通道主口门的地位，镇江水运的畅滞，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开始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镇江的城市地位也进一步随之攀升，已跻身当时东南名都大邑之列。自中唐始，镇江便为漕运咽喉，经这里中转的两浙漕米已占全国漕运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唐置浙江西道，下辖江南运河流域的润、常、苏、湖、睦、杭六州，而治所设在润州，由此看来，当时的镇江已成为江浙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宋元以后，镇江更成南北要冲，承担着全国68%的漕粮中转重任。明清两代，尤其是清朝，漕运已经发展到了极至，漕粮数额超过以往历朝。道光年间，江苏巡抚林则徐数度坐镇镇江，整顿漕政，反映了镇江作为东南漕运咽喉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漕运的兴盛直接促进了商贸的发展，李白“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的乐府名篇，杜牧“绿水桥边多酒楼”的清词丽句，查慎行“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 的千古绝调，皆是当时镇江运河城市风貌的真实写照。
王朝命脉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专列一节论述镇江，其中一段这样写道：镇江“为南北内地运河中心重要之地，而若将旧日内地运河浚复，且增浚新运河，则此地必能恢复其昔日之伟观，且更加重要。因镇江为契合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中间之锁链，而又以运河之南端直通中国最富饶之钱塘江流域。”政治家具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军事家自有军事家的政治头脑，而侵略者则有着侵略者的贪婪目光，所以镇江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谈，且说近代，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攻陷上海时，清王朝急派人求和，而英军则认为在沿海地区的胜利，不足以震撼清廷，惟溯江而上攻占镇江控制运河，再封锁吴淞口阻断海运，扼漕粮运输枢纽，才能迫使清廷全盘接收侵略条件。于是英军发动了扬子江战役，于是便发生了可歌可泣的镇江保卫战。此次战役惊动了远在欧洲的恩格斯，他在《英对华的新侵略》一文中深刻揭露英国侵略军的用意是为了“夺取这条重要水道，置北京于死地，逼迫清帝立即讲和”。并高度评价镇江军民的英勇抗敌，“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果然，当扼守在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镇江一失陷，清王朝便如同被对手点中了命门一般，整个地瘫软下来。战争结束后的数年，侵略者欲壑难填，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上书香港总督文翰，建议再次挑起新的战争来占领镇江，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信中侵略者的嘴脸是这样表露的：“每当早春时节，北京仰赖漕船通过大运河供应当年的食粮，我们开一支小小的舰队到运河口去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这种要挟手段比毁灭20个沿海或边疆上的城市还要有效。”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1年，镇江成为长江沿岸第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
荒冢古道
　　很巧的是，南朝的四个朝代均与镇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其中宋、齐、梁三朝帝王的故里就在镇江，而陈朝开国皇帝发迹前则长期驻守镇江。现镇江下辖丹阳、句容境内计有齐、梁帝王陵墓13座，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从镇江沿运河向南，到丹阳“陵口”，顾名思义，这里便是陵区入口了，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等均安葬于此。南宋诗人陆游在其《入蜀记》中曾记述来此凭吊的伤感情景。每座陵前皆列巨型石兽，有双角天禄，寓“天禄永终”之意；有独角麒麟，寓“圣人出，王道行则见”之意；还有无角的辟邪，寓“驱邪秽，除不祥”之意。按当时葬制，皇帝陵前设天禄、麒麟各一，而王侯墓前只置辟邪一对。这些石兽，大者重达三十吨，小的也有七八吨，石料均取自于南京青龙山，经运河运至陵前，就地雕凿而成。石刻线条流畅，刀法洗练，代表了南朝石雕艺术坚实、浑厚、雄秀、优雅的风格，极具艺术价值。其中一只天禄已被原样复制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据学者考证，堪称瑰宝的齐梁陵墓石刻比之著名的唐太宗昭陵六骏还要早上二百年。
　　在已发掘的部分陵墓墓室内还发现有“羽人戏龙”、“ 羽人戏虎”、“飞天仙子”和“竹林七贤”等传统题材的砖刻壁画，经专家研究认为，是六朝时期浮雕艺术的典型代表，画面用线外柔内刚，运笔圆润结实，层次分明，疏密有致，顺逆有序，使砖刻壁画具有较强的绘画性，其艺术魅力足以与同时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相媲美。现大部分珍藏在南京博物院。
　　荒冢古道，岁月沧桑，留下的不是帝王的威仪，而是艺术家的自豪……